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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词儿背后的时代记忆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21:11:50 阅读: 来源:棉毯厂家

与拥有权威地位和精装外皮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相比,这本正在编纂中的“词典”显得太微不足道了。

它没有浩如烟海的词汇量,更不会进入学生的教辅参考书单。因为收录其中的没有考试会用到的成语,只有一个个正被历史遗忘和改变的词汇。

尽管如此,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加入到这本“词典”的编纂中。学者雷颐贡献出“早请示晚汇报”,学者张鸣和葛剑雄提供“政审”,作家土家野夫讲述“北漂儿”背后的故事,陌生网友回忆“请家长”,还有不少人自掏腰包为它捐款。

“词语就是历史的活化石。”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说。去年12月,他启动了这个名叫“中国词儿”的微纪录片项目,公开征集100个影响中国人的词语,并邀请历史亲历者面对摄像机,讲述词语背后的故事。

在这本由特殊词语汇集成的“词典”里,没有标准释义,只有一个个用不同历史记忆书写的注解。

“那些词儿随时代远去,那些事儿不可以忘记”

对于作家土家野夫来说,“北漂儿”是北京大杂院里一间三四平方米、没有暖气的小偏房,是《北京晚报》和《精品购物指南》上的招聘信息,是北京男孩恶作剧粘在他衣服上的一块口香糖。对于加拿大籍华裔学者潘士弘来说,“海外关系”也不是简单的四个字,而是不敢联系的母亲、“文革”时期要向军代表汇报的一封海外家书。

在这本词典中,每个看似冰冷的词语背后,都有一个带着体温的故事。去年12月,唐建光开始在网上向公众征集那些具有中国特色、时代印记,能激活集体记忆并呈现个人命运的词语,每个词都将被拍摄成一集8分钟左右的微纪录片。

征集帖发布后,仅仅在微信里就有几十个朋友给唐建光回复了上百个词。一个“70后”姑娘甚至用6个词总结了自己的前半生:“重点班”、“分流”、“分配”、“内定”、“介绍人”、“剩女”。

“他们说出这些词时说出了自己的记忆。”唐建光说,他希望通过词语让人们重温、唤醒并且拼接历史记忆。

不过,并不是每个词都能引起人们共鸣。一些特殊年代产生的词语已经被抛弃,滞留在历史的缝隙里。一个作家朋友给唐建光提供了一个词,“反复旧”,把这个历史杂志主编都难住了。“天哪,我完全没听过。”他对朋友说。后来他用这个词考一个“80后”女生,对方说这是“困难时期反复穿旧衣服”的意思。实际上,这是“文革”时一项政治运动的简称,“反对为‘二月逆流’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”。

“仅仅过了五年、十年,下一代人就完全不知道了。”唐建光感叹。这种被词语绊住脚的情况,在担任《看历史》杂志主编时他也遇到过。那时,编辑部经常会为文章里一个词要不要加注解发生争论:太简单的词加注解显得低估读者智商,不加注解又怕读者看不懂,有的词连年轻的编辑都不知道,更别指望普通读者能理解了。

“当时我就觉得,这在中国是个特定的现象。最难理解的是这些词语,最有特色的也是这些词语。”唐建光说。

大陆年轻人都不知道的这些特殊词语,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年轻人就更陌生了。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网站上,有一个专门为修读《中国社会》课程的同学设置的“词汇索引”,里面收录了“老三届”、“四类分子”、“臭老九”等词,并加以解释。

“没有这个词汇表,就会妨碍你去理解那个时代。”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助理主任熊景明说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熊景明刚从内地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时,就发现当地出版的论文集,特别是英文论文后面都要附录一个词汇表,里面收录的词大多就是她很熟悉、但在词典上查不到的政治专用词汇。

“比如‘三反五反’,比如跟‘肃反’有关的,什么‘交心’啊‘背对背’啊,现在大家听了都觉得莫名其妙的,这就是时代的隔膜。我们应该做一点努力,让人们看到这个民族和国家怎么走过来。”她说,“那些词儿随时代远去,那些事儿不可以忘记。”

近年来,熊景明和作家林达一直在收集民间历史资料,因为“每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,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”。经常会有一些内地的老人把自己的回忆录寄给她,他们宁愿把自己的一生讲述给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听——孙辈们已经不相信他们的故事了,往往还没讲两句,孩子们就不耐烦地说:“爷爷,你老糊涂了吧?”

很多历史的密码就隐藏在词汇中

第一个被正式写进“中国词儿”这本词典的,是“政审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也收录了这个词,但不会收录它背后的故事。在那本权威的词典里,关于“政审”的解释只有四个字,政治审查。实际上它对人的影响远比这个略显苍白的解释复杂。

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“文革”时期曾在上海一所中学的“材料组”里进行过10年的政审工作,他经手的政审表格让一些学生“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”。葛剑雄是第一个坐在“中国词儿”的摄像机前讲述这段历史的亲历者,在他看来,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词认识中国。

几乎同一时期,另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因为这个词而改变。那时,每个人都要填写自己的政治面貌。还是中学生的张鸣记得,一个同学拿到表格时在里面填了三个字,“长方脸”,并且用小字在旁边注释,“大眼睛双眼皮”。

张鸣被逗乐了。可很快,他就体会到表格背后的沉重。1974年,张鸣被告发对“文革”有非议,通报批评,发配到连队养猪,后来报考北大中文系也没有通过政审。第二年,这位后来的历史学者考进“政审相对松一点”的黑龙江农垦大学,可学校秘书一直对他很是冷淡,集体活动也不让他参加。很久之后,这位秘书才告诉张鸣,因为“你的政审是班里几个人中最差的”。

一次偶然的聊天中,刚刚拍摄完葛剑雄的唐建光跟张鸣提到“政审”这个词。“我就是被政审扒拉下来的啊。”张鸣讲述了记忆中的这段往事,和葛剑雄一起丰富了词典外的历史。

“其实很多历史记忆都是共通的,词语既是每个人的记忆,也是同时代人的记忆连接。”唐建光说。

影响葛剑雄与张鸣的“政审”直到今天也没有消失,不过,带给“70后”时评作者宋石男家族隐痛的“土豪”,已经变得有些面目全非了。

宋石男的爷爷宋森友在解放前担任过国民党的地方官员,按照阶级划分,属于“土豪劣绅”中的劣绅。1951年镇反运动时,宋森友被执行死刑,家人至今都不知道他被埋在哪里。

直到上大学后,宋石男才知道爷爷的名字,此前,家中很少谈及爷爷的事。宋石男常问父亲,“为什么你们总不跟我说爷爷的事”,这时,父亲只是简短地告诉他,爷爷以前是国民党,已经不在了。这是整个家族的隐痛,但是现在,宋石男决定公开讲述这个故事,因为“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”,“爷爷的遭遇应该镶嵌在历史结构中”。

在成都一家会所里,宋石男对着摄像机讲述了这个故事。旁边一个人对唐建光说,自己也想讲讲这个词。他是这家会所的老板,常被朋友戏称为“土豪”的那种人。几十年过去,“土豪”已经不再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敌人,它一度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,再度出现时已经变成网络游戏里那些砸重金买装备的玩家,然后又变成流行语中人们争相结交的对象。

“从‘打土豪分田地’,到‘土豪我们做朋友吧’,这背后意味着仇恨教育的消解”,宋石男说,“这种调侃背后是一种心理补偿,隐隐约约带着羡慕嫉妒恨,又不无亲切感。不管怎样,历史上的腥风血雨已经过去,这是一种进步。”

“革命中的土豪,游戏中的土豪,当代语境中的土豪,这是完全不一样的,我们历史的密码就隐藏在这些词汇中。”唐建光说。

让历史更有来自“公民的文化态度”

两个月的时间里,这本“词典”已经征集到200多个词条。人们用这些词拼凑出一段段已经被淡忘的历史。

“小时候我住的院子里没有商店,只有一个叫‘合作社’的神奇地方,里面有饼干、果脯、橡皮、铅笔、暖壶等等,那真是一应俱全。那时候我不懂合作社是啥意思,每次想买好吃的就说:妈妈,我要去‘核桃社’。直到有一天,我明白这个词汇,合作社却消失在了路口,变成了超市。”一位网友说。

“记得八九十年代小升初考试,过重点分数线可上区、市重点,没过分数线的就近分配,把大拨学生轰到非重点学校。”一位网友提到“大拨儿轰”这个词,引起了共鸣,“好久没听到这个词儿啦。”

“不同年代的人通过这些词,分享自己的历史记忆,也参与到别人的时代中。”唐建光说,他希望通过这些词能够发动普通人亲身讲述历史,记录历史。

一位80多岁的老人给唐建光汇来100元。他曾在抗美援朝时期成为战俘,1980年开始,他陆续将自己的沉重记忆写出来。他留言说,自己也要加入“词典”的编纂,因为“每一个中华儿女,不论自觉与否,都是中国历史的参与者”。另一个网友亲自把“红包”送到唐建光的办公室,他说这本“词典”让每个“大时代的小访客”得以自由表达真实的感触,让历史更有来自“公民的文化态度”。

词典筹备初期,唐建光本来只打算收录一些旧词,因为这些人们曾经记忆深刻的词正在逐渐消失。第一次在北京胡同的办公室里开会,他让团队成员说说自己理解的“中国词儿”,答案形成两种不同的类型:跟着唐建光长期做历史报道的人,脱口而出的是“右派”、“知青”、“下乡”;刚加入进来、负责摄影的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对“房奴”、“蚁族”、“扩招”更感兴趣。

一个研究生女孩说了个词,把唐建光“绊住了”。“什么词来着,天哪我完全不懂”,给记者复述时,他又忘了,打开手机查了查,嘴里嘟囔着:“很奇怪的词……对,杀马特!到底什么意思?”(这是一种以造型夸张怪异为特点的青年亚文化现象,当然,你不会在正统词典里找到关于它的解释。)

最终,唐建光决定补充1980年后流行的词,“不能把历史仅仅想象成陈旧的、沉重的,这些‘80后’的词也是时代的碎片,也应该去捕捉。现在‘80后’也开始怀旧了,也在试图留存自己的集体记忆,这时候如果不去记录,十几年后又只能靠挖掘了。”他说。

在征集到的两百多个词条里,唐建光发现,引起最多人共鸣的并不是特定时期的政治术语,而是“请家长”这三个字。尤其是一些“80后”的年轻人,似乎被这个词勾起了他们的某些共同记忆。

“后人打开我们的网络数据库,同样不懂。新的时代会对旧的词语遗忘、破坏、解构,同时也会诞生新的词,然后这些词又会被重新遗忘、破坏、解构。一代又一代,历史记忆的传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。”唐建光说。

去年11月,新历史合作社在苏州举办了一次历史嘉年华活动。会场里,大家分享关于“早请示晚汇报”的记忆,坐在台下的熊景明上台跳了段“忠字舞”。大学毕业后在云南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两年里,熊景明经常在半夜熟睡时被哨声叫起来,收听毛主席的最高指示,然后编好“忠字舞”,敲锣打鼓去邻村传达。

40年后,已经退休的熊景明站在灯光下扬着手、来了个弓箭步,再现这个现在看起来有点可笑的舞蹈,坐在台下的观众发出一阵笑声。活动结束后,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走过来激动地抱住熊景明,眼睛里还含着泪。

这个年轻人是在这本“词典”里才第一次看到鲜活的“忠字舞”,还有这三个字背后那段已不甚清晰的记忆。(记者 王晶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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